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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陈梅:华侨华人何以成为春节文化海外传承的“自媒体”?******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华侨华人何以成为春节文化海外传承的“自媒体”?

  ——专访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陈梅

  中新社记者 罗海兵

  写春联、剪窗花、挂灯笼、放烟花……无论离家多久、多远,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都依然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反映美国历史的《哈泼斯月报》自1880年起就曾刊载在美华人燃放鞭炮、置办年货、挂彩灯欢度春节的热闹场景。

  华侨华人在传续春节传统的同时,也使春节在海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载体。已五次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的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陈梅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华侨华人天然是在海外传承中国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既向海外推广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让华裔后代在欢乐中了解、认识和爱上中华文化。

  中新社记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于2023年1月15日举办纽约华侨华人兔年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有哪些内容?这一天是中国的南方小年,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天举办活动?

  陈梅:纽约华侨华人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自2015年开办以来一直深受广大华人华侨和社区内其他各族裔的喜爱,并连续举办了五届。后由于疫情原因停办了两年。今年我们再次举办线下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活动。

  今年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多彩,既有写春联、画年画、剪纸等经典内容,也有小朋友们喜爱的捏气球、脸部彩绘、做糖画人,以及帮助小朋友们认识汉字的猜灯谜活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其中包括京剧、太极拳、武术、民族舞,以及美轮美奂的儿童汉服秀、美中音乐家协会著名歌唱家们的专业演唱等。演员的年龄从9岁到85岁不等,以期达到联席会一向主张的“全民庆春节,举家同欢乐”初衷。

  今年1月15日是中国(南方)民间俗称的“小年”的日子。在美国的华人常因工作繁忙且不是公假日,故大多数家庭不能聚在一起过小年。我们选择在小年这一天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某种意义上是向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下一代介绍“小年”这一传统中华习俗的来历及寓意,同时也通过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形式把大家从百忙中汇聚在一起。

纽约华人华侨2023第六届迎新春民俗文化节。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的初衷是什么?华人社会参与度如何?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参加春节活动?

  陈梅:迎新春民俗文化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平台,旨在借各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以中国的民间艺术、各地的习俗风情、中华美食为主题,向美国和纽约市主流社会、各界人士、广大民众推广展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民俗文化。这是联席会连年举办迎新春民俗文化节这个品牌活动的目的与动力,我们要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知识、传承中华文化。

  活动自2015年开办以来,从第一届只有10个摊位,发展到2020年第五届时有50个摊位,还有一场精彩的免费文艺表演。过去联席会举办的每一届迎新春民俗文化节都是人山人海,参加的人士不仅可以亲自感受中国民俗艺术、品尝中华美食、观看中国传统艺术表演,还可以带走各式各样的免费民间艺术作品作为春节装饰,感受中国“年味”。

  海外华侨华人纵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对文化根脉的情怀深植心中,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感受是共通的。通过参加春节文化活动,既可以营造过年氛围,也可以慰藉思乡之情,还能让华裔后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春节讲究团圆,参加春节文化活动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一起热闹过年的场景之一。

人们在纽约华人华侨迎新春民俗文化节上写书法。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保留了哪些中国春节传统?又有哪些本土化的创新?

  陈梅:追溯历史,华人在海外过春节的传统,是与华人移民的脚步相伴相随的。在美国,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淘金热及横贯美国铁路修建完工之后,早期华工从美国西部开始东迁来到东岸。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1871年2月18日,这些华工及其家人,在美东地区举办第一个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

  春节常被翻译成Spring Festival,其实在海外更习惯称春节为Chinese New Year,即“中国新年”,也就是我们说的农历新年,一般指正月初一。但华人在海外过春节和在中国国内一样,是一个更大的范畴,包含除夕、初一和正月十五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华人完整保留了中国的春节传统,贴春联、挂灯笼、放烟花;除夕夜的年夜饭上一定要有饺子或年糕,正月十五也一定要吃元宵。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互相拜年,给孩子压岁钱发红包,华社活动中有舞龙、舞狮表演等等。

  当然,春节在海外也有许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比如在美国一些大城市的中国城,会有中国农历新年巡游等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在一些欧洲国家则会以中国新年音乐会等形式庆祝;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人家庭,还会制作融合南洋风味的“年饼”作为新的“年味”……在这些因地制宜的创新过程中,不同文化和文明得以交融互鉴。

美国纽约布莱恩公园举行舞狮活动,众多孩童在活动中与舞狮近距离接触。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在海外举行的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国传统节日活动中,是否有当地主流社会的参与?参与度如何?

  陈梅:其实,在海外不同形式的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已经逐渐走出唐人街,有越来越多当地主流社会的人士参与。比如非常著名的旧金山农历新年大巡游,就是从早期少数中国劳工在中国城小打小闹庆祝春节的传统,如今演变成多族裔、中美团体亲密合作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盛会,成为世界十大著名大巡游之一。再比如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英国伦敦眼、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多国地标建筑每年也会为中国春节点亮红色灯光以示祝贺。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春节已经被列为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定节日。多国政要也会在中国春节期间发表新春贺词。

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国城街道张灯结彩。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人赓续传承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如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陈梅:纽约有数十万来自中国的移民、学生和工作人员。每逢佳节倍思亲。像中秋节、春节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节日已逐渐融入当地美国人的生活中。自从纽约州通过了中国大年初一所有在校学生可以留在家中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不算缺席的法律后,春节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中国传统节日。各个大学、中学、小学都会举办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比如教学生包饺子、写春联、跳中国民族舞蹈,以及举办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的音乐会等。久而久之,这些庆祝活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载体。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国节日传统,也令当地民众耳目一新,被中国春节的热闹和“年味儿”吸引,继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而透过这些热闹场景,他们更加感受到中国春节文化的精神内核,读懂中华文化蕴涵的家庭观念和世界观,即追求团圆、追求和美。

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气氛浓,人们在一家上海菜餐厅用餐。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海外华侨华人在自身保留春节传统的同时,在传承、传播春节文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陈梅:海外华侨华人自身在海外就是传承中国文化和传播春节文化的“自媒体”。我们通过不断地向我们的下一代以及其他族裔和主流社会介绍、演绎中国传统文化,让人们记住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个期望和平的民族。无论在哪里,中国人世世代代都愿意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世界和平和民族昌盛搭桥铺路。(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梅,美国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New York Council of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成立于2003年,是经纽约州政府登记注册,美国联邦政府认可的非盈利组织,由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的华人社团联合组成的民间团体。联席会的宗旨是为加强华人社团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争取在美华侨华人各界应有的权益,并以联席会为平台推动中美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从而促进华侨华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

  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

  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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